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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宋圭武:话说国人的零一二三四五


宋圭武:话说国人的零一二三四五


  国人公共意识≈零

  中国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公共意识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这个命题还是成立的。
  注重自我是人的天然属性,国人当然也不例外,但相比较而言,国人公共意识又是更为缺乏的,这里产生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的集权统治是造成公共意识缺乏的体制前提。在集权统治下,国家是皇帝的,民众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皇帝是主人,所以,民众就很难产生主人翁意识。另外,集权统治对民众过多参与政治事务也是不欢迎的,因为若民众过多参与政治,权力集中就无法体现,所以,集权本质上是不需要民众的公共意识的,要的只是民众的服从意识。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对民众的公共意识是一个极大和长期的摧残。
  其次,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催生公共意识缺乏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本质是封闭和分散的,这种封闭性和分散性是不利于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养的。又因为小农经济缺乏合作或合作都是小范围的,所以,也就很难催生合作意识,而合作意识又是产生公共意识的基础。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分工是缺乏的,而社会化大分工的缺乏对培养公共意识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社会化大分工增加了公共交往,而公共交往的增加对提高公共意识也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血缘文化又进一步淡化了公共意识。血缘文化本质是一种封闭文化和圈子文化,他衍生的是一种封闭意识和圈子意识,而公共意识与圈子意识和封闭意识本质是不相容的。公共意识体现的是普遍性,而血缘意识体现的是特殊性。所以,在中国,这种血缘文化是造成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文化温床。
  第四,社会秩序的缺乏也会进一步淡化国民的公共意识。在社会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增加对自我的关注度。回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秩序缺乏是一种普遍情况。要么治,要么乱,社会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在治的情况下,社会统治的法则又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明文的规则只是一个摆设,所以,中国社会的所谓"治",主要表现就是社会稳定而已,但社会稳定并不表示社会就有秩序和规则,由于"治"的本质是人治,所以,社会运行在深层次上是缺乏秩序的。在乱的情况下,秩序的缺乏就更不用说了,这时,社会就基本没有了道理和正义,就剩下强盗和利益。所以,在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就无法选择公共活动,就无法通过公共活动来体现正义的价值,这时,有良心的人就只好选择明哲保身的策略,以求取得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一种平衡。
  国人公共意识的缺乏是中国现代化的强大阻力。首先,意识是具有强大惯性的。在中国,要改变受几千年皇权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现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国人公共意识缺乏导致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差,合作意识差。规则本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意识差必然规则意识就差。另外,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也就差,因为法治需要守规则的人才能很好实现。还有,公共意识缺乏,合作也就困难。大家在一块合作,如果老算计着自己的利益,合作就是很难的,这时合作的监督成本也就很高,也就很难体现出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从现实看,落后意识对发展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不同的意识水平,必然要求不同的经济形式去适应,如小岗村就是一个因公共意识缺乏而导致经济形式必须与他适应的典型例子。现代化要求合作和守规则,而小岗村却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由于公共意识和合作意识缺乏,合作的优势就无法体现,所以,小岗村变革就有了一种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实质反映的就是一种对落后性意识的适应,而不是对落后性的超越。从经济学角度看,没有合作,就没有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所以,小岗村只有超越自身缺陷,树立坚固的公共意识,积极走合作化道路,才能与现代经济形式相适应,否则,发展就是艰难的,就不会有大发展,就只有小富,就不会有大富。
  公共意识,实质体现的是国人的长期利益。所以,中国要想实现长期发展,就必须建立起公共意识。但国人公共意识的建立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推进和创新。目前,笔者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应当更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改革开放30年,主要是改革和发展,但现在发展的阻力是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主体的人文精神的制约,如诚信的缺乏,公共意识的缺乏,规则意识的缺乏,等等。所以,今后30年,中国应当重点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而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入手。这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用法治化推动国民习俗的改造。要加大对公共意识缺乏和不良公共习惯的制裁力度,同时,要广泛运用教育、文艺等各种手段,进行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当然,在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制度和体制;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另外,也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总之,改造国民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多种手段并用。
  一个目标:现世总效用的最大化
  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
  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由于中国人缺少超越界,所以,更多的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是追求现世效用的最大化。
  实现人生目标的限制条件有五个方面。
  一、理性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处处保证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一个人可以实现人生的局部最优,但未必能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
  二、信息限制。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善等都是信息有限的具体表现。信息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决策时有时只能以次优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最优。
  三、效用偏好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每个人都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
  四、产品限制。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两种类型的产品都存在稀缺性。
  五、制度限制。制度为人的选择行为提供了行动准则和共有知识体系。不同的制度体系将为个人提供不同的行动激励,从而导致不同的人生决策选择。
  制度均衡是人生实现均衡的关键。
  实现人生均衡,就是要努力克服上面五个限制条件,实现人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其中关键是解决制度限制。制度是解决其他限制条件的基础因素。有效的制度既可以有效开发人的智力和潜能,使人更具理性和促使个人消费更健康;同时又可以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这里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另外,有效的制度也可减少社会的运转成本和信息的流转成本,从而可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所以,制度均衡是实现人生均衡的关键。
  制度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一种是客观实践所导致的实际均衡。
  从理论上讲,理想的制度均衡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道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
  所谓人道性是指,制度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更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应对弱者实现人道主义关怀。制度的人道性是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
  所谓竞争性是指,制度建设应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才会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生产手段,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供人类享受。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应排斥竞争性的。当然,竞争有不同种类。理想竞争制度应当提倡正当、理性、有限度和有秩序的竞争;而不是不正当、非理性、无限制和无秩序的竞争。只有理性竞争才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而非理性竞争只会导致破坏。
  所谓公平性是指,制度应当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能有例外和特权存在。公平是社会的秩序之源和稳定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就意味着将最终失去秩序和稳定。从历史来看,社会动乱大都发生在公平严重缺乏的时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严重缺乏公平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最终结果是奖懒罚勤,造成经济上的低效率和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当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平问题目前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
  所谓和谐性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应当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这里制度的和谐性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三是人与自身,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与自然长久的共生共存,应当力促人与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们在利益格局中的合作与协商原则,而不是动辄以战斗或其它破坏的手段来解决利益问题。人与人之间制度和谐的根本前提应当是双赢,而不是单赢或双损。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制度体系有利于每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上述理想制度均衡的四个条件总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系。人道性是制度均衡的目标;竞争性是实现制度均衡的动力源;公平性为实现制度均衡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保证;和谐性是保证制度均衡长期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
  当然,理想的制度均衡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有时二者相差的距离会相当大。
  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对强势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是关键。现实中的制度均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韩式1.5分彩走势图性。在任何社会权力体系中,总存在强势利益集团,这个强势利益集团对制度演进的影响是巨大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多因素的。基于财产、规模、合作、声望、军事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强势地位。由于强势利益集团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追求者;所以,由强势主导的制度变迁其最终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势集团。所以,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制约制度体系。但有效制约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身又受强势的主导,所以任何有效制度的形成,都将面临着一个艰难和二难的选择问题。
  从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看,有许多因素有助于促进制度体系向理想中的制度均衡状态演进。一是分工制度的发展。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工,而权力的分工本身就有助于对权力的互相制约。当然,分工也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但分工本身对滥用权力也有制约作用,因为滥用权力对分工各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有助于制衡机制的完善和建立。三是人类理性水平的不韩式1.5分彩断提升。这有助于利益主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四是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力的改革。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政治权力集团是社会的最强势集团。要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状态,对政治权力集团的制约是关键的关键。五是合作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化与组织化再加上多元化,将对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两个人生支点:性和饮食
  人生在世,总是需要支点的。支点规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支点,人生就是虚无。当然,也有些人将虚无本身当成人生支点的,但这毕竟是例外和少数,而大多数人总是有一种明确生活导向的,这种导向就为存在提供了一种意义,在此意义下,人生也找到了价值的支撑和落脚点。
  笔者在这里讨论的意义支点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表现出的意义支点,而非反映在理论上的抽象的意义支点。同时,这里讨论的是一般情况,而非特殊情况。由于社会生活总是复杂的,所以,有关社会现象的许多命题,反例总是很多的。当然,尽管有特殊情况,但总是存在一般情况的,这种一般情况也就是本文讨论的情况。
  本文不讨论抽象的意义支点,主要是因为反映在抽象理论层面的的意义支点与实际往往是脱节的,甚至有时抽象的意义支点往往是对实际意义支点的反动和压抑。例如,在抽象理论层面,人们追求正义,但在社会实际层面,人们往往表现出的是非正义。在抽象层面,人们呼唤诚信,但在实际层面,却是不诚信。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越是抽象理论层面呼唤的东西,越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缺乏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越将讨论定位在抽象理论层面,你的结论就与实际出入越大,你的讨论也就越无意义。
  在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生意义支点:性和饮食。性和饮食是隐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真正的上帝,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实际的意义支点。虽说中国人崇拜关帝、崇拜土地爷、崇拜……,但回归点是性和饮食,最终是满足性欲和食欲。当然,在中国,也有少数不受性与饮食限制的理想者和超越者,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围绕着性与饮食在进行人生的旋转表演。
  人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存在的本能;韩式1.5分彩一种是死亡的本能。性和饮食在中国人身上,既体现存在本能,也体现死亡本能。
  性的存在本能主要是通过血缘方式来实现存在的延续和伸展。血缘实质就是以性为纽带的扩展,实质就是性的一种泛化。重视血缘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在中国,血缘就是上帝,就是一切。祠堂就是教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血缘的延续或香火的延续。人们重视光宗耀祖,也是对性存在本能的一种弘扬,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总是围绕性的轴心或由性传承的现实体系在旋转。
  从体现死亡本能看,性成了一种主要的伤人武器。在中国,骂人的一些最恶毒话语就与性有关,似乎伤人也需要通过性的渠道来解决。这里对抗与死亡似乎就是性与性的对抗和死亡。似乎消灭对方,就是以自己的性武器去对抗对方的性武器,尽而实现毁灭对方的目的。对皇帝而言,当臣子犯罪时,灭九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这里所谓灭九族,其处罚的依据是就血缘意识,实质就是斩灭对方性所构建的体系,并且斩灭的范围越大,惩罚就越重。另外,中国历史上流行的太监制度也是对性的死亡本能的一种体现。阉割对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会造成极大伤害。皇帝为什么要阉割?实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神圣的东西不受侵犯。由于性在意识里已经具有了神圣性,所以,对其保护也是严格的,对侵犯性的打击也是严厉的。而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殖器,也就等于摧毁了对方最厉害的武器,从而也就使皇帝所保护的神圣性有了最大的安全感。所以,太监制度只所以在中国长久不衰,是有其天然原因的,这里也是国人或皇帝本人对性有一种执着情结的间接体现。
  饮食对中国人存在本能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重视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饮食在世界上是最精致的,也是最华丽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俗都与饮食有关系。关心人,首要的是问吃了没有。在语言上,人们把工作就叫饭碗,这里体现了工作的灵魂和重点就是解决吃的问题。再如,人们把占女人便宜也叫吃豆腐,也与饮食拉上了联系。还有,若拿不定注意或犹豫不决,人们也可以说是吃不准。在中国农村,来了客人,主人热情不热情,就是看走时是不是留客人吃了没有。这里主人让不让客人吃意义是不一样的。让吃,就意味着亲密化和一体化;不让吃,就意味着隔离化和疏远化。另外,在饭桌上的过度劝酒,我们也可以看出饮食对国人存在的意义来。由于饮食是人生存在的支点,所以,劝酒过度也就不算过度,因为过度在这里就是一种对别人价值的过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实质都是希望过度劝酒的,而不是一方的事。当然,若另一位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外国人是不希望你过度劝酒的,否则,人家以为你是在谋杀。
  从实际看,国人请吃饭,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实际意义,一种是虚拟意义。从实际看,请别人吃饭,就是满足了对方食欲的实际要求。从虚拟角度看,请别人吃饭,就是给了别人食欲精神上的尊严和自尊。在这里,别人的饮食就是另一个人的"神",请别人吃饭,就是供奉别人的"神",就是为别人的"神"进行一种变相的祭祀。另外,请别人吃饭,也是表示了自己的一种虔诚,是用自己的"神"去供奉别人的"神",是用自己的食欲去满足别人的食欲。在对双重意义的追求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虚拟意义,而非实际意义。
  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货币成了通用的价值符号,于是,反映在吃饭中,饭菜的货币价值也就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在这里,对饮食的满足程度也就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你请别人吃饭,你付出的货币越多,你就对对方的饮食越重视,你也就对对方的"神"越尊重;反之,则反之。在实际中,尽管一个人是吃不了多少的,可能在饭局中,大多数饭菜都没有吃掉,而是浪费掉了,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对饮食作为"神"的追求总是压倒理性精神所体现的节约意识,于是,宁可浪费,也要顾及"神"的需要和满足。否则,似乎人就有一种失落感,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似乎就少了许多。
  从体现死亡的意义看,饮食也是一条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人的行为不满,或想教训某人,就会说,你吃屎了吗?这里吃屎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一种隐喻,实质就是变相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他体现的是存在意义的反面,而不是正面。
  在国人追求性和饮食的游戏中,男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女人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男人更多扮演的是消费者的和需求者角色,而女人更多扮演的是生产者和供给者的角色。这里厨房和床,是女人的守护地和圣地。厨房是生产满足食欲产品的地方,而床是用来为满足性欲提供支撑的。在厨房,女人需要精心为男人准备饮食的圣宴;在床上,女人需要小心服侍男人性的狂欢。房子可以看成是床的扩展,所以,收拾房子和看护房子也就主要成了女人的义务。
  性与饮食二者是一个循环链。性为饮食提供消费的主体;饮食为性的满足提供消费的能量。性与饮食结合,又生产出下一代性与饮食的主体与客体。这样,二者的结合,就延续了历史,并且在这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仍是不断的性与饮食的二人转和二重唱。
  黄段子是性需求在精神空间的延伸,但黄段子也为性与饮食在消费时间和地点上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在国人的饭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大家在尽情享受食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大家又在激情谈论性欲及性欲的释放,这里主要就是讲一些黄段子。在这里,食欲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性欲的满足在饭局上实现了有机统一。另外,在性生活中,口交行为也是将这种性欲与食欲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口交中,性欲和食欲达到了一种对接,在二者的对接中,食欲和性欲共同演绎人生的狂欢和癫狂。
  性与饮食的区别是:性是向外扩展的,饮食是向内收缩的;性是下面的,饮食是上面的;性是属阴的,饮食是属阳的。二者有不同的演出舞台和次序,但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现实世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是不容许性与饮食泛滥的,所以,在集权体制下,游戏规则就是,皇帝除外,其他人对性和饮食应当是有节制的。为了有规则地享受性和饮食,皇帝就请出礼仪来帮忙。这里儒家是礼仪的总导演。礼仪实质是性和饮食的包裹以及分配的法则。于是,在华丽礼仪的包裹下,国人在激情享受性和饮食的盛宴。
  但礼仪毕竟是软约束,而大家又不愿意抛弃礼仪,于是,礼仪就形式化和面子化。结果是:面子上是君子,实质上是小人;面子上是没有性与饮食,实质上是性欲与食欲的狂徒。在这里,一个人,一方面,高举面子的大旗,上面写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字符;另一方面,迈出的两条腿是,一条腿是性,一条腿是饮食,是用这两条腿在走实际的路,而不是其他。当然,一个人要高举面子的旗帜,也是需要化成本和力气的,若成本太大,或嫌费力气,有些人就会干脆不要这面旗帜,轻松上阵,去走完人生的路程。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个性与饮食演绎的一个双螺旋循环。这个双螺旋,就是中国历史的基因图。通过这个双螺旋,中国历史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生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
  一般而言,对性与饮食的追求,是人类的一个共性,中国人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西方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也是执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境界是有区别的。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不但特别突出和张扬,而且还在潜意识里将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神圣化,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体制和文化的因素。
  一是经济落后。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人们首要关注的就是温饱和生存,就是肚皮周围的满足。性与饮食实质体现的就是一种肚皮意识。越落后,人们对肚皮的渴望越强烈。似乎在肚皮周围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回人生的自信。由于人间不是天堂,人就想往回走,想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这里肚皮实质就是一种隐喻,是人希望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开始的地方,也是人对现状不满而想逃避的一种本能表现。
  二是集权体制。权力本质就是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的满足手段。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性和饮食在有权人面前就得到了不受约束的满足。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示范作用,追求性与饮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实际的一些表现看,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有皇帝情结的,都想当皇帝,都想最大可能满足性欲和食欲。若当不上皇帝,这种皇帝情结就转化为奴才情结,而当好奴才的目的也是希望皇帝多一些赏赐,借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和性欲。
  三是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界的追求。人生有超越界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界对现实的人的行为有一种约束,从而导致人的行为不至于太放纵和太张狂;另一方面,超越界也为人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新的释放空间,从而也就有助于减轻人在现实世界的欲望张力。在中国,由于没有或缺乏超越界的概念,于是,人们就将向往超越界的能量都转移到了现实层面,于是,国人对性和饮食的追求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执着。
  性与饮食,是人的本能需求,应当将其控制在合情和合理的范围内,而不能将其在潜意识里神圣化和极端化,否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就会对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和危害。目前,如何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的这两个支点,需要综合创新。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要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具体就是要加强政府建设,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对大吃大喝等不良行为。再次,要进行文化创新,要提倡有敬畏意识。目前,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文化创新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失落,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助长了对性与饮食的过度追求。所以,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否则,和谐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理论上的呼唤,就不会有现实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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