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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网友点评2009年网络文化热点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今日推出《2009年网络文化热点排行榜》(1月-10月),特邀一批活跃在网站和论坛的知名网友,点评今日文化现象。出场嘉宾包括:王小山、和菜头、曾颖、杨鹏、五岳散人、宋石男(四一)、令狐补充、十年砍柴。他们对当代流行文化具有敏锐触觉,自身也参与了一些网络文化的创造,在网友中具有较高的人气,这次与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合作,对于推动主流媒体与网民和网络“意见领袖”的对话,别开生面,耐人寻味。

放大“不高兴”,世界难承受

特邀专家王小山(知名网友、专栏作家):旗号是中国不高兴,看上去是几个作者不高兴,但不能小觑他们所代表的情绪。一个国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十分正常,但当某种情绪被放大,或者占到绝对优势地位时,哪怕这种情绪只是看似无害的“爱国”,爆发出的力量和后果,也是整个社会甚至世界难以承受的。关于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给了整个人类很大的教训。

只说书中的一个观点:持剑经商。单从字面理解,问题就很大,因为持剑和经商,是两个完全矛盾的事情,持剑一般做的是抢劫的勾当,单赢;经商,却是需要双赢的----我不相信有哪个商人会从心里愿意和一个持剑的人谈买卖,谈得妥帖还罢,谈不妥的话,生意还做不做呢?不想做,又不敢不做,谁会做这种事情。持剑,对其他人就是威胁,毫无疑问。剑,作为一种自卫力量,拥有就足够了,不用动不动拿出去吓唬人——对付索马里海盗除外,因为也没人跟海盗做生意。

邓小平说,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中国不高兴”这种话,无论从谁嘴里说出来,都是对美国不高兴;以及对他们眼里的美国精神代言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不高兴,两种话语权的一场争夺而已。

说穿了不值钱,当此书作者道尽中国百余年来受了多少羞辱,再夸张中国现在有多强大,应该领导世界、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可能忘了孔子说过的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境界,和春晚小品里说“等咱们强大了,让美国人到中国来刷盘子”,差不多。

苏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网民对该书的反应两极分化,肯定者盛赞它“敢为今世开太平”,更有人调侃,《中国不高兴》让五类人不高兴了:贪官不高兴、富豪不高兴、主流经济学者不高兴、主流媒体不高兴、精英不高兴;小资汇集的豆瓣网则讥讽为“左残作品” “横看成囧侧成雷”,还有凯迪网·猫眼看人的网友直斥“‘外国人’怎么可以代替中国来‘不高兴’?”直指正在办理移民的作者张小波的国籍,更有网友直接嘲笑这本书是“被迫害妄想症和自恋症联系的产物”,连被视为“民族主义喉舌”的《环球时报》也不无担心地提议“中国别对他国随便‘不高兴’”……正如专家所言,《中国不高兴》的对象不是美国,而是针对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是“对人民主权诉求的变相表达”。更有学者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新型民族主义,背景不再是被动地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而且有日趋强大的势头,遭遇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火炬传递受扰等突发性事件很容易成为席卷全国乃至全球的爱国狂潮。爱国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既自大又自卑,特别在意别人特别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很值得人思索。

贾君鹏事件:当对话主体缺席

特邀专家和菜头(知名网友、专栏作家):尽管有多家公关公司声称为贾君鹏事件负责,但是都缺乏有效和一致性的证据支持他们的主张。贾君鹏事件可以被视为一种大众集体无意识行为,人群基于非常简单的理由,通过情感联系,在短时间内采取相同的行为,产生数量惊人的聚集现象。

在对中国网络十多年的观察中,这一个案实属罕见。

1.它没有遵循以往网络事件肇生发展的一般路线,速度极快,烈度极强,在平媒跟进前就已经结束。

2.它缺乏明确的事件核心,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各种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并产生参与的理由。

3.它没有明确的事件责任人,所卷入的数十万网友都是参与者,却都不是发动者和号召者。

贾君鹏事件所带来的思考是:当类似事件发生时,应该和谁对话?如果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数十上百万的网友突然麇集,由于没有明确的对话主体,因此这种网络现象将不受任何控制。理论上说,它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然后又迅速消失,无法被预测和控制。

幸运的是,贾君鹏事件本身是中性的,不带有任何价值倾向和利益诉求。看不到其中的建设性内容的同时,也规避了几十万网友协同行动所形成的可能伤害。但下一次是否依然如此,没有人能够保证。由于贾君鹏事件的示范效应,类似的事件将会层出不穷,一种新型的网民自发行动已经呼之欲出。

特邀专家曾颖(知名网友、专栏作家):网络最神奇之处就在于离梦幻最近,且比梦更好把控,只须键盘一按鼠标一点,就可以干出最接近梦想的事。人人都可以当虚拟的上帝,人人都可以神一把。于是,层出不穷的神人和神事,在网络中产生,并在抢新闻抢得红眼的传统媒体的助推下,如野火过荒原一般,忽喇喇神过整个社会。正所谓:“网中代有神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贾君鹏事件就是一桩典型的属于网络时代的神事,这条“贾君鹏你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被热炒,引出的高达700万的点击率和数十万跟帖,前后其中冒出的“贾君鹏”女友父母同学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几十代之内直旁系亲属名义跟帖的人达数千人之多,各家报纸电视及网络媒体,则无贾君鹏不成节目,形成一场莫名其妙的狂欢。

  即便是神人神事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网络,也被这场名叫“贾君鹏”的龙卷风搞懵了。这与此前的种种商业动机明确目的性极强的种种网络推手搞出的种种神人神帖太不一样了,以至于很多人将其列为网络新动态,将之称为“新新无厘头”,一种比无厘头还莫名其妙的现象,至少前者还有逗人发噱的目的。

  各色人等揣测开始这平地风暴的动机和因由。社会学家从中看出了集体无意识;文化学者从中探究网络产生的反智从众的亚文化;教育学家从中看出了培养青少年人生目标的重要性;伦理家从中看出了这句话背后暗含的亲情缺失;时评家从中看出迷网少年的迷惘;而网络从业人员和深度报道记者从中却看出了由于“魔兽世界”许可证未被批准,玩家们群起无厘头地盖一座万层空楼,以这种无稽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无聊以及背后的力量。

  我这里所表述的“无聊”,并非带感情色彩的贬义词,而是一种状态。一种众多产业建立其上的基础,所谓娱乐时代,就建立其上。这种掺杂着寂寞、无所适从、迷惘的状态,与激情、冲动、血脉贲张,同样是构成青春的重要元素。如果不是木头,每个人都有无聊的状态,这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属性,而且,每个人都有通过合法手段排遣和消解它的权力。实现手段可能是午夜酒吧的买醉,也可能是开心网上的机械重复的偷菜运动,也可能是读一本心仪的书,也可能是“魔兽世界”里成为大侠……

  传统的思维方式中,总觉得这些方式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总需要给排遣方式寻找意义。这使得娱乐和排遣本身,也被赋予了道貌岸然的教化,从客观上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力。而“贾君鹏”事件,也许就是一种渲泄渠道被堵塞之后,一次无聊力量的溃坝。这就如同我们年轻时因为在街头跳霹雳舞被禁,那时没有网络,于是我们在半夜,将整个主城的垃圾桶全推到县城最中心的电影院门上,以示不满。

孙文涛(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约舆情分析师):此事件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首先是主贴虽然在一天之内就拥有超过30万的回帖,但是截止2009年10月3日,该贴的回帖为372476条,也就是说,后3个半月的回帖量尚不及最初一天的五分之一。产生这种现象证明了青少年的流行关注点“易产生,更易退散”的特征。另一个事件是,“贾君鹏”主贴后出现了一条之后被网民反复引用的跟帖“我们跟的不是帖子,是寂寞。”抛开恶搞的心理因素,可以说这条跟帖较之主贴更多地说出了年轻网民的心声——而这正是2009年的另一个网络现象:“寂寞派”。“我发的不是帖子,是寂寞”、“我用的不是手机,是寂寞”、“哥睡的不是觉,是寂寞”……他们热衷于强调自己的无聊和颓废,他们极端地颠覆精英化、颠覆传统价值——可是,他们并不是“无畏而无知”的一代,他们足够前卫、足够时尚、足够全面、足够多的认知。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块阳光明媚的,活泼民主的,不被主流价值社会排斥说教的,自由自在的90后阵地。

喜羊羊之后,没人再敢小觑FLASH!

特邀专家杨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童书作家、动画编剧):随着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一系列成功,已经没有人再敢小觑这部用低端技术(FLASH)制作的系列动画片,也没有人会去嘲笑其技术上的缺陷(如果有人再这么嘲笑,会给人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而是在纷纷分析其成功的原因。

我认为,喜羊羊的成功,首先是故事的成功;而故事的成功,得益于它寻找到了一个“有着最简单的人物关系却可以不断产生故事”的创作平台,即我在《卡通叙事学》中所说的“故事模型”。一旦找到了好的故事模型,它就可以吸纳各种各样的好点子(哪怕这种点子来自于其他的文艺作品)。有了好点子,就容易产生好故事;有了好故事,就会有好剧本;如果动画技术上能够相得益彰的话,动画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简单就是力量!《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羊狼二元对立”,是其成功的基础和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商业动画成功秘诀是“四要素一平衡”。“四个要素”是:资金、质量、速度和数量;“一平衡”,就是在四个要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让这四个要素居于同一水平线上。在这方面,《喜羊羊和灰太狼》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通过最廉价和普及的FLASH技术,使其将有限资金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动画质量上,许多人认为该片很粗糙,但在我看来,制作方无论在人物设计、场景还是动画上,都是相当用心的,充分发挥出了FLASH的特点,并将主体受众(低龄儿童)的审美习惯和喜好放在了第一位。FLASH动画在人物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上自然无法与二维、三维动画相比,但是,低龄受众并不关注片子是用什么制作的,他们更喜欢的是故事,只要故事能吸引它们,动画技术上达标就很OK。《喜羊羊和灰太狼》相当讨巧地通过了这一关。动画制作向来讲究“前期要缓,中期要快,后期要细,市场要冲”的原则,而使用FLASH技术,通过人海战术,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中期要快”以及“后期要细”的速度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制作方可谓是聪明至极。商业动画要成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数量是必须的。在日本,低于104集的商业动画片是很难进入市场的,就算进入了市场也极难产生商业效应。《喜羊羊和灰太狼》在这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在国产动画中,其数量恐怕仅次于《蓝猫淘气三千问》(后者在当年也曾创造商业奇迹,虽然它在编剧上远不如前者)。制片方在资金、质量、速度和数量四者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平衡点,因此,它想要不成功都难。

《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主体受众虽然是低龄儿童,但是制作方在创作时,将其审美内涵放宽到更广阔的领域,让更多的社会信息、能让不同年龄人产生共鸣的流行元素、社会话题等融入其中,最后使之成为一部可以亲子共赏的动画产品,一个从少到老、全年龄段都可欣赏的动画片,一个公共话题。这大概也是其成功很重要的秘诀之一。

赵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从传播媒介看,不可忽视的是,在今天无论是动画片,还是电视剧、电影,视频网站等网络媒体在拓展传播途径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在“正版联盟”的压力下,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纷纷开始删除涉及喜羊羊版权争议的视频片段。而QQ群,豆瓣小组等SNS讨论群组、社区对喜羊羊和灰太狼相关话题的讨论和传播,以及网民的网络从众心理更是以传统视听媒体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广度扩大着作品的影响。如果说机器猫、高达等作品是通过电视广播而深入人心,成功树立起日本的国民动画形象;那么喜羊羊等国产动画完全有可能借互联网的东风,树立起我们自己的国民动画形象。

依靠网络生活的方式不正常吗?

特邀专家五岳散人(知名网友、专栏作家):网瘾事件之所以能进入到公共视野当中,并且造成舆论与态度的两极分化,是基于以下的社会状态。

首先,网络改变了社会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结构伴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得更多的人需要通过网络的使用来进行工作。同样,在这种社会化的大众工具深入影响到现实生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使得青少年更乐于应用这个工具来进行娱乐与交际。这本身是由于网络的属性所决定的现象,但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病态,从而形成了以“网瘾”为噱头的治疗机构。反社会潮流而动,并且没有恒定标准的网瘾说,必然会导致大多数人的反感。但在并未理解当今社会转型的人来说,这种依靠网络生活的方式是不正常的。这就造成了社会在此事上的评价不一。但总体来说,倾向于更严格界定网瘾与韩式1.5分彩开奖结果治疗机构合法性的言论占到了多数。

其次,网瘾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某种折射现象。所谓的网瘾症状往往出现在青少年身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经过了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之后,青少年往往并无兄弟姐妹,在交际上具有先天的弱势。而学校的社交生活,并不能满足其接触社会的欲望,他们只有借助无限连接的网络实现其成为群体当中一员的心理需求。而在此同时,社会经济状况又逼迫家长们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对于孩子这方面的渴求。从《新闻调查》的相关节目就可以看到,所谓有网瘾孩子的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的占了大多数。

所以,在任何层面上说,网瘾本身并非是可以确认的精神类疾患,而是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在剧烈的变革期出现的一种副产品。把网瘾归结到网络游戏等替罪羊上、从而妖魔化网络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非常短视的做法。这样一来,不但忽视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成因,而且错把社会变革的动力当做了罪魁,最终会导致我们的社会不能圆满完成这次转换。

而在公共政策层面,网瘾治疗机构所表现出的问题,显示出我们在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的政策法规与执行力度不是已经落后于时代,就是没有真正合理的监督。无可否认的是,即使真的确认了网瘾的标准,目前所使用的治疗方式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能接受的。目前始作俑者只是遭到了道义与舆论层面的谴责,政府并未启动监察机制进行调查,这对于完善法律法规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网瘾事件其实所带来的远不是孩子对于网络的依赖,而是在给我们的社会一个提醒: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应对要从更深层的角度来找原因,并且要制定与完善最基本的规则。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规则越是清晰,就越能具有普遍性与前瞻性,也就越能从源头上制止这种利用社会进步副产品而伤害孩子的事情发生。

侯尧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此消息一出即引发网络一片哗然,各行业网友们纷纷贴出工作时间表反驳,甚至有网友戏谑,按照40个小时算,IT人韩式1.5分彩开奖结果士都能申请“工伤”了。高雪屏博士在报道中被描述成卫生部委托的专家,她在百度上查到六千多条关于自己的新闻,几乎每条后面都跟着网友的谩骂,他们都认为自己“被网瘾”了。而“被网瘾”这一调侃说法实则表达了网友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今年以来峻切的互联网管理的不满,专家不幸地成为宣泄怒气的沙包。

余秋雨捐款门: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思样本

特邀专家宋石男(知名网友、专栏作家): 在6项关注度指标中,“余秋雨捐款风波”夺得“意见领袖”一项的亚军,而在其余五项中均排名甚后。这说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余秋雨,在同属公共知识分子阵营的意见领袖们心中几是尖锐对峙状态,而在普通民众心中已失去焦点地位。此二点相加,则可断言,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余秋雨,已经出局。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化知识分子,以及隐身民间的原子化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出现了初具传媒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因商业化程度不高,多数仅是圈内的公共知识分子。19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热”的出现,第一批具备传媒与商业的双重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兴起,余秋雨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拥有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第一天起,余秋雨就是去时政化的,也即基本不涉及公共事务、意识形态或政治议题,从而很难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他深层尴尬之所在。

2008年,余秋雨忽然一反常态,就重大公共事务——汶川大地震发表言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俗称“含泪门”),此文也导致其在多数意见领袖心中受到质疑,因为“含泪”一文引发的争议已经不是将“致仕”解释为做官一类的知识纰漏问题。2009年余秋雨的“捐款门”,则导致其在更广泛的民众心中受到质疑。因为“捐款门”中的疏漏,不是哪个太婆粗心大意把钱存在银行忘了转账的问题,而是涉嫌伪善以博好感的人格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所贩售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知识,甚至也不是思想,而韩式1.5分彩是信誉,也即人格。一旦人格遭到怀疑,那么他提出再动听的观点也只是在沙滩上种花,他摆出再娇媚的姿态也只是“徒增笑耳”。

余秋雨的兴衰曲线,也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反思样本。公共知识分子的要义不止是语言,还在行动,只是多数时候以语言介入,使语言成为一种行动并且推动更广大的行动而已。那么,何时介入,如何言语,怎样行动,将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始终面临的问题。如萨义德所言:“没有人能对所有的议题一直不断发言。但是,我相信有特别的责任向权势发言,因为我和他们都必须向公民作出交代。”

杨阳(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在“诺而不捐”已成部分慈善家所遵循的潜规则的背景下,余秋雨深陷“捐款门”无疑极具震撼性。国内各大媒体,中新网、新华网、凤凰网都载有大量的评论和报道。总体上看,舆论对余秋雨很不利,从易中天三问余秋雨到周筱赟的《含泪劝告答非所问的余秋雨投案自首》,《余秋雨承认根本没捐一分钱,彻底栽了》两篇文章,网络舆论几乎呈一边倒之势直扑余秋雨,质疑者认为余秋雨必须拿出“捐款如期到位”的确凿证据。6月11日各媒体发出余秋雨的回应后,公众质疑之声更为猛烈,仅新浪网新闻的评论就达8992条,由此,“捐款门”事件演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大声讨大辩论。8月29日,由余秋雨捐建的都江堰市3所学校图书馆正式开馆,余秋雨团队对外宣称“‘假捐’的传言不攻自破”。饱受质疑的余秋雨“捐款门”以“价值总计超过50万元的图书以及所需设备”为结局尘埃落定。

孙东东事件:将良知的砝码放上权衡事态的天枰

特邀专家令狐补充(知名网友、专栏作家):孙东东副教授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言99%的老上访户都有精神障碍,激起了轩然大波。访民抗议,媒体谴责,官方撇清,同行沉默,辩护稀少乏力,交织成为混响,引发了震荡,确是2009年上半年蔚为壮观的社会现象。

以此前媒体对其行状的报道看,孙东东辩才无碍,不但是一个闻人、而且是个达人,在专业以外的领域(比如演讲和高考择校方面)和公共媒体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可就这样一个在当下如鱼得水既“闻”且“达”的人,这次偏偏在他擅长的专业领域言说中上栽了大跟斗,摔得鼻青脸肿。

时过境迁,此时回顾事件,乍寒还暖,滋味与当初大不相同。其一,从专业角度看,孙东东的论调未必全无道理,姑且暂时不考虑他的自负和习性,也看得出,孙大致只认为自己晦气,很不走运地搞错了说话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事态演变他始料未及——这一点可以从他言不由衷的道歉看出端倪。其二,事件爆发,众声喧哗,最终演变为一边倒的态势,以至于卫生部也站出来否认孙东东专家委员成员的身份,司法部门官员私下对其“不以为然”,更不用说舆论的挞伐和访民的聚集抗议……瞬间完成的强弱易位,让孙落下一个爷爷不疼姥姥不爱的结果,十分耐人寻味。这至少让人领略到了社会层级板结,以及意见缓冲层和多元价值观的匮乏。

从事态发展过程中披露出来的一些背景材料看,身为专家学者,孙东东并非口不择言或者信口开河,而是其一贯刻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惯性使然。不论这次老上访户的“精神病论”,还是更早以前三鹿奶粉事件中的“个别现象论”,都充分暴露了他用心机巧,在海量信息时代,时时刻刻不忘抢夺眼球、有着争先恐后为强者代言的工具理性。

为此,孙东东毫不顾忌专家学者应有的良知,更不在乎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自然也未能察觉到自己锋利的言辞之刀,深深地捅上社会肌体让人最为伤痛的创口,鲜血淋漓。在中国车载斗量的专家学者之中,这样的货色可谓比比皆是,孙东东无非只是不幸曝光的一个罢了。

孙东东事件的启示是,专家学者们在以知识分子身份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之际,有必要在坚守实事求是原则之下,将良知的砝码放上权衡事态的天枰。孙东东就是前车之鉴。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正如汉语中不易找到良知的反义词一样,许多自得、虚骄、典当灵魂之辈,总以为自己的良知与生俱来,优越感爆棚,自信满满。一旦如此,结果无非如孙东东一般,良知不在,恶行昭彰,只能呜呼哀哉,后悔莫及。

闭淑娟(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从舆情应对的角度分析,此事件堪称经典反面案例——权威的专家、缺乏责任感的言论、缺乏诚意的道歉。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到一个月,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表示:“大多数上访群众他们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的就来上访”,就获得一片叫好声,网友和媒体评论纷纷肯定其正视访民诉求的态度。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也曾在2004年12月谈到两个著名的80%,即:“当前来京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是有道理的,还有80%以上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的。”他认为,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应有的帮助是导致来京上访人数增多的重要原因。一正一反两句话,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上访人员持何种态度。

分清公域和私域、权利和义务

特邀专家十年砍柴(知名网友、专栏作家):H1N1流感进入国门已有半年,许多国民对其从恐慌或麻痹的两极变成慎重而冷静。类似H1N1流感传播的公共事件,凸显的不仅仅是一个传染病的防治问题,而应从社会学乃至法学的维度来看待这类公共事件。

我认为若从H1N1流感中的公民道德来分析,应该注意两点:

一、社会成员的公共道德意识不是从天而降的,其出发点一定和自己的权益相攸关。在社会交流不频繁的农耕社会,“各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人家瓦上霜”无可厚非,因为如此已经足够保证自己正常的生活,但若进入交流频繁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要借助别人“门前”的道路通行,那么是否扫自家门前雪就是个公共道德问题,而非别人不能干涉的内部事务,因为门前雪不扫,足以导致别人摔伤。在交通、信息发达和人员交流频繁的今天,全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在流行疾病面前,很少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独善其身,那么防治H1N1流感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任务,也是全人类的任务,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地球人都应有防止H1N1流感蔓延的道德义务。人们对一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乃至衍生出来的社会讨论,是和信息与人员交流程度成正比的。在各人群相对闭塞的农耕社会,一个地方发生灾荒或瘟疫,距离其几百公里的地方可能懵然不知,或者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因为这些人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而在今天,情况就大为不一样,由于流行病传播广的现实危险,以及媒体及时全方面的报道,遥远的他国之灾害,很快就会对中国造成社会影响,因此对公民道德的要求当然更高。

二、在应对H1N1流感时,中国人应该像应对“非典”一样,在提高公共道德意识的同时,对公域和私域、权利和义务、底线道德和崇高道德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学历较高,专业知识丰富,但缺乏这类起码的常识。以流感传入中国初期为例,回国的留学生包雪阳和吕某,受到了公众的谴责,认为其没有起码的公德意识。但谴责之余,我认为要厘清这点:包、吕作为在海外的留学生,但处在当地甲流流行的恐慌中,回家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因为祖国、家乡在中国人心中的安全感是多方面的,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利回国;但他们有权利回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安全而将甲流病毒带回国,他们有义务在出国前详细体检,确认无带病毒回国后再成行。这个界线就是不能因为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其他人的权利。所以对包、吕的分析,首先要立足在他们是否应当对自身携病毒回国的风险有足够的评估,并事先采取必要的检查和防范措施,若没有,那么就应该受到谴责,要承担某种道义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这是底线道德,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政府以及全社会也有权要求每个成员这样做。而中国留美学生机构提倡在H1N1流感流行期间,推迟回国,这是一种用来自我要求的崇高道德,能主动这样做,当然值得赞赏,但无人有要求所有留学生不回国的权利-----除非疫情加重到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如暂时中断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任何一次公共事件背后隐含的道德或法律元素,绝非泛泛而谈的名词或概念,必须放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一一分析,才可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也才可能对现代公民有更好的启迪。

陈云海(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针对“李染染”、“何逛逛”等人的行为,网友们分为两派展开激烈论战:一派强烈谴责当事人缺少责任感和公德心,将一个人的风险扩散至全社会,增大了国家的疫情防控成本;另一派则主张宽容患者,指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患者此时最需要的是社会的理解和关怀,不应对其及其家人进行道德讨伐。有网友进而指出,群体不宽容的“病毒”更可怕,它的爆发将超出流行病学的范畴,污染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民众心态。应该说,这场探讨,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课,亦是一次心灵的拷问和洗礼。